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21）——落荒而逃，悻悻而归
　　
　　　我溜下酒店，寻找着公交车站，找了大半天都没找着，省城就是不如中小城市方便。一个小伙子看我着急的样子，忙问怎么回事，然后带我去车站转车。我很感激他，在不和陌生人说话的今天，此举已非常难得。
　　
　　　在某学院门口我终于等到了了阿龙。他见我西装革履的样子，惊讶地问：你去做什么大生意来啊？我说，回你房子再说。神秘的口气。
　　
　　　洗咳完毕，龙哥示意他的女朋友先回房睡，我和他就挤在厅里的一张小床上，探讨起生意来。在龙哥的一再追问下，我才说，我做的是直销。
　　
　　　我说，你们打工也就一个月几千块，而做直销是没有封顶的，几年后达到月收入几万是没有问题，我的领导现在都买了部小车，别克君威，包牌30万……
　　
　　　我已在不知不觉中复制了领导的每一句话,包括听得已厌烦的”买了部小车，别克君威，包牌30万”可谓一字不漏，真的学到了精髓。我感到不可思议。看来真的被洗脑了。
　　
　　　龙哥说，你不要轻视打工的，起码有工资生存。而你们，没有工资，怎么活得下去？
　　
　　　我哑了。一个每月都没有几百块的人，却跟别人去谈论月收入几万的伟大计划，无异画饼充饥。
　　
　　　龙哥开导我：我早在读大学时候就接触过这东西了，买了瓶洗头液后，就当给朋友个面子，以后就再没光顾过。
　　
　　　他顿了顿，说，有个女同学，在本省那个著名的大学毕业后，就去做了直销，业务都开展到了外省，后难以维续，现转身到了某报社当编辑去了。
　　
　　　疲倦与亢奋，兴奋与失落织，谈着谈着，就迷迷糊糊进睡着了。
　　
　　　天还没亮，阿龙悄悄起床，提起包就往外走。他昨晚告诉我，必须每天在6点钟起床准备好去赶公交车，到单位要近一个小时。到那里才吃早餐。中午不回来。吩咐我自己去外面的小店简单吃点。
　　
　　　这就是大都市的生活。每个城市有独特的风格，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样。
　　
　　　我不曾体会出阿龙那紧张的节奏，我也描绘不出我自己目前是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转辗难眠。
　　
　　　第二天中午，女朋友从外市赶到省城与我汇合，我问她有收获吗，也就是她的堂姐被“攻占”了吗，她摇了摇头。
　　
　　　电话里头告别了阿龙，我和女朋友往D市而去。那里，有我一个大学要好的同学，一方面看看他混的怎么样，一方面趁机向他灌输点事业良机。结果，除了吃饭睡觉逛街外，一无所获。
　　
　　　国庆节就在充满幻想、充满失落中消失掉了。
　　
　　　回到家，口袋那几个钱就是我的所有资产了。
　　
　　　激情澎湃的演讲不属于我，充满斗志不属于我，我不但面临生存压力，还面临直销业绩上的压力。如何把业绩冲上去？我陷入彷徨恐慌中。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22）——“辉煌”的背后
　　
　　　9月、10月份的业绩压力不大，因有部分业绩以前以领导名义销售累计下来的（后领导以我的卡买回了相同业绩的产品），另部分是销售的业绩，剩下的，就是拿女朋友的卡去透资买回产品先放在家慢慢销售，即所谓的堆货。
　　
　　 11月业绩要上很难了。该买的都买，不该的买也强制去买了，领导那里也没有业绩剩余了，去哪里拉业绩？我想到了借款。
　　
　　　打电话给外地的几个同学朋友，所幸的是，他们都没问什么原因，要了我的帐号，直接就把款打了进来。当然，向每人借款的数额不大，就五百，我很感动，也许这就叫患难见真情，也许他们都心存疑问，一个律师怎么会缺五百块？
　　
　　　总共借了2000，又拿女朋友的卡透支持了2000多，好不容易凑够业绩。公司规定，连续三个月做到多少销售额，就可晋升什么级别。我存粹是为了一个好听的衔头，实际销售还占不到业绩的四成，而为了冲业绩，我负债6000多。
　　
　　　无论如何，我是完成了预期定的目标，在领导的称赞声中，参加了公司的表彰大会，参加了经销商的开卷考试，然后谋划着起个字号，张罗着开个店正式对外经营了。
　　
　　　熬了近半年，终于前进了一步。但却立刻为租场地费用又犯愁了，甚至那几百元的工商登记开业费也不知道去哪里筹。情急之下，只好向哥哥借了1000，他之前在我的带领下去参加几次会议后，渐因工作忙而没有继续参加。
　　
　　　1000几乎是他一个月全部工资。他是中学班主任，起早摸黑辛苦获得的报酬就这么轻易流到别人口袋去？我愤愤不平，并没有动立刻那宝贵的1000元。
　　
　　　先把货销出去，回笼部分资金吧。开店的事就搁浅了。
　　
　　　为了激发斗志，培养良好的精神状态，我把自己那十多平方米的小屋清理一番，连床都搬到父亲的房间去（母亲睡楼阁，在近阳台的地方搭建成），洁白的墙壁挂上公司的大幅产品图象，还贴上宏伟的公司鸟橄图；买回各色气球系在窗帘架上，充满热烈的气氛；摆上小巧的办公桌椅和一张杂志架，小小的屋子充满一片现代气息。
　　
　　　在这里，我怀着虔诚的心拜读了直销精英们的精彩报告，研读了营销书籍；怀着“感恩的心”和自己进行着对话，写信给远方的朋友，去“分享”心得体会。
　　
　　　我挤出20多元买了个挎包，产品及实验工具全装在里面，挎包低沉。
　　
　　　我挎起包，逐个向熟悉的人推销产品。
　　
　　　这时，南方的寒冬已来临，2005年12中旬，将近圣诞节。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23）——花落知多少
　　
　　　我又去船务公司阿林那里。包括阿林在内的公司职员，已被我前期轰炸得差不多了，可用“焦土”的来形容。我人缘是不错的（自夸下），有个员工要生小孩，就陆续购买了包括营养品在内的各种产品，我觉得她是个大顾客，大买家，隔几天就到那里去一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或杂志就第一时间电话或亲自上门通知她。
　　
　　　除了这间公司，这几个熟悉的同学朋友，我举目四望，几没可销售的对象了。我碰到了大厦楼下的看车的阿姨，就和她谈直销，她听了非常感兴趣，在我满怀希望能有定单下来的时候，她神秘地小声地对我说：有个领导免费帮我办了张卡，你要买产品的话，我帮你拿！8折优惠！送货上门！
　　
　　　我差点晕倒。
　　
　　　天气冷了起来。我穿着那件大学期间留下的红色的夹克，肩挎黑包，常常吗茫洋走在大街小巷上，实在不知向何处去时候，我就挪到母亲那小店铺那。母亲见到我，总是透出希望的光芒，笑眯眯地问：有无销到货啊？
　　
　　　那笑容，隐藏着深深的无奈，可能，她时时都在自责自己怎不创造好一点条件给儿子？要儿子去做这等工作？
　　
　　　我也总是欣喜地对母亲说：卖了几件，有几百。母亲听了，很高兴地点头。我戴上眼睛，发现皱纹原来早就爬上母亲的脸庞。而在我印象中，母亲一直是很年轻，不会有皱纹的。
　　
　　　我匆匆出来，不敢在小店停留太久。它只适宜我做短暂的逗留，久了，我怕发现一些令我更心酸的东西。
　　
　　　我陷入了种误区，做直销不是做销售，下面的团队带不起来，就变成销售。而销售，业绩是非常有限的。团队中能有一两个象我这样拼命的人，业绩压力会减少很多，因为它实行的是团队计酬方式，简单的说，你做的是你自己的，同时也是领导的。
　　
　　　我能赚到什么钱呢？用刷卡、借款冲上去的业绩，获得的奖金不及所借款的十分之一。
　　
　　　想起了很久没联络的力哥，趁到阿林公司的机会，我给他打了个长途电话。电话中，力哥的声音哏咽，他说自考已全部通过，但女朋友跟别人跑了。
　　
　　　我觉得不大可能，他们堪称模范情侣，怎说分了就分了呢？
　　
　　　力哥说，在10月底考自考前，女朋友就不接听电话了；后打电话到其家去，女朋友父亲说，你考自考，她等你了你三年；你考完后到外做律师，她又得等你多少年？算了吧，女孩青春有限，你们还是分了吧。
　　
　　　无论力哥如何解释，女友之父电话里头都是冷冰冰的口气，甚至带着蔑视。
　　
　　　说到这，力哥停住了，我猜得出他的眼泪已滴落到话筒，也流进了我的心。
　　
　　　我们这难兄难第啊……
　　
　　　天涯何处无芳草？……我安慰了他几句，因公司人多不便说太久，匆匆与他挂了线。
　　
　　　挎起包，又茫然走出阿林的公司。
　　
　　　我为力哥感到可惜，我为我和她感到担忧。我们就象风中摇曳的美丽的花朵，即将凋零。
　　
　　　将近圣诞节的街道，到处流光溢彩，热烈隆重，可那是与我毫不相关的、我害怕见到的风景。
　　
　　　我想起了安徒生童话里那个买火柴的小女孩，那个蜷缩在墙角取暖的女孩，墙角是她最温暖的家，微弱的火焰在她心中已是团熊熊大火；
　　
　　　我却感到彻头彻尾的寒冷，从四面八方袭来。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24）——绝望的笑容
　　
　　　熬过了圣诞节，熬过了元旦，转眼就逼近2006年的春节。
　　
　　　家里笼罩着的沉闷的气氛。就因为我这副模样，好象生活已没有出路，父母亲也显得很伤神的样子。
　　
　　　我接到了力哥的电话，问他在哪，他说在省城了。我有点惊讶，这么快就上去了呀？
　　
　　　他说是啊，前两个月就上来了，大城市机会多。
　　
　　　他问我，你考不考虑上来啊？我有固定工资，每月1000，由老板发，如你上来，我跟老板说下，取得同样待遇是没问题的。他说他父亲与老板熟。
　　
　　　我听了，很震撼，1000元一个月！这是我从没有过的收入！这可是稳定的收入！我心晃动起来。
　　
　　　在2003年底，我实习刚有点收入的时候，立哥就招呼我想上省城某外语大学去学外语，而且是法律英语，当时有点忙，有点收入，答应了之后还是很抱歉地推掉了。现他又提供如此丰厚的条件，我怎能不考虑下？何况时刻都想着和力哥进行二度合作，以再创辉煌。机会就在眼前！
　　
　　　约她出来，我把决意上去的想法告诉了女朋友。她脸绷紧了，好一会，她说，你若上去，我们分开。
　　
　　　我叫你去考公务员，你为什么不去？你为什么背着我不去面试？为什么欺骗我？她眼泪簌簌地往下掉。
　　
　　　看这她愤怒、伤心得扭曲的脸庞，我也感到一阵一阵负罪感，令人窒息。
　　
　　　双方已遍体鳞伤，我们如一片焦土，在嚇嚇冒着浓烟，只要微风吹过，就会燃起熊熊大火。
　　
　　　我默默跟在她的后面，她走得很快，我想象得出豆大的泪水已顺着她脸滚滚而下。
　　
　　　在转身側目的一刹那，我望见她露出了绝望的笑容，也是一刹那。
　　中午我回到家，匆匆扒了几口，关上门，把窗帘拉个严实，给她打电话。
　　
　　　你真的要上去？她哭着问道。
　　
　　　是的。
　　
　　　我胡乱应到。没有什么可想的。也没有精力去想。一切都是白想。
　　电话里头沉默停顿了很久。
　　
　　　你下午过来把东西拿回去吧。她说了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
　　
　　　什么东西？
　　
　　　我明知道是我这么多年来送给她的各种礼物，还明知故问了句，确实没什么话说了，搭一句是为了尊重她，表明我还在听着她在说话。
　　
　　　大学毕业后，我就没送过礼物给她。不知送什么好，也没钱送。情人节最多问候她要不要吃点什么？也没送过玫瑰，那是容易枯萎的花朵，昙花一现后惨不忍睹。
　　
　　　我挂了电话，蒙起被褥，这里是唯一暂时可以隐藏痛苦的地方。窗口是严实的，门是紧关的，不透一丝亮光，漆黑一团。
　　
　　　我又想起了安徒生童话笔下的那个卖小火柴的小女孩，她那小小的墙角落和我这蜷缩的床角一样，都令人感到短暂的温暖和安宁。
　　
　　　没有退路了，彻底没有退路了。
　　
　　　都退到了床上，床是路的尽头。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25）——最后一根稻草
　　
　　　1000元可以做什么呢？缩在被窝里，我思量起力哥说的待遇。房租、交通、通信、伙食……,一个月30天,每天只能花30元,30元够吃了吗……
　　
　　　保险有吗?我竟如此关注起自己的待遇。比起刚进所时候的什么都无所谓，我变得如此“所谓”起来。
　　
　　　保险……，力哥有点犹豫，毕竟他不是老板。他也是一片好心，我怎么问这种令人有点难为情的问题呢。
　　
　　　在省城啊，动一下就得套腰包的地方，弄不好就得睡天桥底去了。省城除了给我如雷贯耳的感觉外，剩下的就是拥挤、逼厌，还有紧张，你甚至来不及分辨是男还是女，已从你眼前晃过。哪如我这里的中小城市来得舒适？
　　
　　　我回复力哥，不考虑上去了，谢谢他的关照。
　　
　　　我给她打电话去，坚定地说，我考公务员！
　　
　　　女朋友不大相信我的话，即使演戏，这也太突然了，假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还是那句话：我去考公务员！
　　
　　　这次坚决的口气，有如那次拒绝去面试样坚决。
　　
　　　用女朋友的话来说，那段时间，她想不到考公务员竟成我们讨论的最热烈的话题。尽管我心地还保留着那么点点的不情愿，我很明确，考不上，一切都会变了样。有些东西是要*其它东西做前提、做铺垫的。
　　
　　　考公务员是我的主要目标，但也不能死守一棵树，万一考不上，得退其次，留条路。我在寻找一切可以“替补”的道路。女朋友也认同我的做法。她认为我是在诚心诚意、实实在在地找工作，稍感安慰，希望的苗头又抬了起来。
　　
　　　恰好看到本地报纸刊登某法制学校招聘法律教师，“符合条件的可以进入编制”，这一句话打动了我，有编制，无论事业编制或公务员编制，都可向女朋友交代。如果是合同制就符合那边的条件，我倒不如进入阿林的公司来得还快。
　　
　　　女朋友说，先试下吧。我和她打了部的士直奔法制学校，交领资料是在门口门卫地方。有点太不严肃了吧，我心里滴咕了句。为了准备讲课，我特地再花巨资配了副隐型眼镜，因为戴眼镜不舒服，感觉老是会往下掉。
　　
　　　应聘的人是一个一个进去试讲。我与几个应聘者在办公室里聊了起来。一男称是市公安局刑警队的，某某名牌政法大学毕业，刚进入公务员队伍不久，觉收入不高，就来应聘赚外块了；一女说自己是某通信公司总经理的秘书，说生活无聊，就来应聘了。
　　
　　　我直言不讳是名专职律师，口气似乎当律师还可以，只是想利用业余时间顺便捞点外块而已。
　　
　　　人会自觉或不自觉掩饰短处。
　　
　　　轮到我上台。踏上摇摇晃晃的用木板拼在一起的讲台地板，我就有种不祥预感。我没有任何讲课经验，我没有老练的动作与古板成熟的面孔，我讲时甚至还咧嘴笑了下，我想缓和下气氛。事后我觉得自己是嘻皮笑脸。
　　
　　　台下的评委是两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生，但人家看起来沉稳多了，估计也在学校当了几年老师吧。我有点羡慕她们，每个月有2000大洋稳定收入。后来进来一中年女，后得知是人事科长，她态度很好，我讲完后，笑着告诉我回去好好等通知。
　　
　　　当然，我也没等到通知。
　　
　　　这我也有心理准备。被拒绝、被抛弃、失败已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一次又算什么？我还可考公务员！
　　
　　　只剩下一根救命稻草了。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26）——曙光微露
　　
　　　我借了父母的钱去交律师管理费、执业保险费。每年都是用父母的钱去交的。不能因为决定考公务员了，而不去注册执业，万一考不上，还有退路。
　　
　　　只有等待，等待考试消息的公布，等待考试那天来临。
　　
　　　这段时间里，我接到一个来自外地的女孩电话，她说父亲已起诉她母亲要离婚，而父亲和其它女人在本村生了个男孩，已有10周岁，她想帮助母亲状告父亲重婚。她要委托我去调查那个儿子的户籍资料和学籍资料，作为重婚证据。
　　
　　　户籍调查还容易，到公安局户籍科或下面的派出所都可调取。而学籍能否取得是件不确定的事，去只能去碰碰运气了。
　　
　　　天蒙蒙亮，我就坐上小艇出发了。那个村离市区很远，中间隔着海，要坐船或小艇过去。
　　
　　　我简单向当事人了解下那里的风土人情，大致有了个底，估计校长应是戴着厚厚的眼花镜、为培养祖国花朵已累得腰弯象把弓的样子。他也会抽烟吧？我备了一包烟准备方便时候递给他，会拉近与他的距离的。
　　
　　　小艇如燕子般在海面上划过，透过残破的玻璃窗，浪花飞溅，朝霞满天，宽广的海面银光闪闪，海鸥在自由飞翔。
　　
　　　上了岸，我搭摩托车直奔村小学，很快就看见几间平房坐落在葱翠的田野中，平房四周围着矮矮的泥墙。
　　
　　　郎郎的读书声充满整个周围。我悄悄在石板上坐下，正在扫地的一个年轻女子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要调查个学生的学籍情况。
　　
　　　她进去课室，叫出了一个更年轻的女子。应当是老师了。我把情况说了，并递出证件，年轻教师说，这学生这学期刚办理退学手续，学籍表是有的，但……
　　
　　　在扫地的女子插话了：拿去复印吧，回来盖个章。
　　
　　　我才意识到她就是校长！
　　
　　　学校唯一一位男教师开摩托车搭我到镇上复印，然后搭我回来盖章。大家凑在一起，有说有笑，女校长说我，在这吃了饭再走吧？回去都要一点多了。
　　
　　　我应是稀客，作为去调查的律师，能受到如此的厚待实属难得。
　　
　　　记得小时候当村里请人来唱大戏，每位戏剧团的成员都会被分配到一户人家，受到了贵宾似热烈的待遇。有一年我家来了位英俊潇洒、彬彬有礼的小生，奶奶都处找好吃的东西给他吃，戏做完了，分别时大家都依依不舍分别，至今奶奶还唠叨惦记着他。当然，现在是联络不上了。
　　
　　　而我，在纯朴的乡村小学，在乡村教师的眼里，也许如同小时候见到过的那位“小生”？
　　
　　　隔几天后，为取得村委员会的证明，我再赴小村庄，却扑了个空，原来村委员会大楼不在本村，而是在离本村较远的一段路的公路旁，我找到了村书记，向他说明情况，请求帮忙开个某人与某人长期共同生活的证明。
　　
　　　书记说，我们开个会研究下，你先到外面等等。
　　
　　　从昏暗的办公楼出来，到对面的一个加油站里，与一工作人员瞎聊。一聊就是两个多钟，看看手机，已是中午十一点半多了。
　　
　　　我起身，在村委员会办公大楼外焦急地徘徊。再过半个钟，紧闭的大门终于打开，我迎上去，心理忐忑不安，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呢？书记小声说，经谈论，不适合开证明，你回去吧。
　　
　　　预料中。再询问没意义。但没有关系，我已告知过当事人这种情况可能出现，这种证明开不了的可能性几乎是百份之百。开具“与她人以夫妻名义长期共同生活，周围的群众也认为他们是夫妻”的证明，无异于置对方于死地，法院追究其重婚罪是铁定的。（关于自诉案件中，居民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证明是否具有证据效力，有网友在我的博客中提出不同意见，在此不做讨论。）
　　
　　　这个调查，当事人付给我1550元，对我的评价甚高，在寻找到我的那个网站以头条新闻的方式给予感谢。
　　
　　　接着，我又受某北京某咨询公司的委托，做了关于某人户籍情况、治安处罚记录、刑事处罚记录的调查。我跑到了某区的公安局法制科室、治安股、刑警大队和某人的单位去亲自去了解。我不认识任何人，我从没办过此类调查，心里也是一点底都没有，但我不能退却，先接下来，办不成，就当一次旅游！我不断地去问，找对地方后反映情况，最后是诚恳地请求开具证明。结果如愿以偿。
　　
　　　我从这委托中又取得1200的劳酬。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27）——救赎，从2006年5月开始
　　
　　　那个月，收入2750，就跑那么几趟，与起早摸黑当教师的哥哥来说，好多了。一不留神，超过3000肯定没问题，那接近普通城市市级单位公务员收入水平。
　　
　　　这是谁都想象得出的结果。律师职业就是如此。但你不能保证下个月又是这个水平，也许更好，也许更糟糕，回到零点是正常的事。我奢侈地迅速地幻想了下日进斗金的景况，还是诚心诚意拿起书籍复习投入考公务员的准备中。我铁了心要考它。唯有它，才给人稳定的感觉，唯有它，才能改变目前。
　　
　　　我想，以我的专注，发挥司考的精神，在公务员考试中至少可以做到无悔。女朋友看到我全力以赴的样子，深感欣慰，她从单位打印了许多资料试题给我，与我讨论问题，她说也去报个考考，目的其实陪我考。
　　
　　　我报了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的职位（听人事局审核的人员讲，公职律师是事业编制，故放弃之而改报此职位）。
　　
　　　一切就在有条不紊进行的时候，主任抛来一句话：你打算考公务员？报什么职位？
　　
　　　答：是啊，报法律援助。
　　
　　　问：还有其它的位置吗？
　　
　　　答：有啊，公职律师，恩，还有个市法制局的位置。
　　
　　　问：法制局那个好啊，不过你不报就算了。
　　
　　　再问：法律援助收入不算高，我给你发工资，5月开始，每月XXXX元，怎样？
　　
　　　有点意外，除了文秘拿工资，第二个就是我。文秘是以律师事务所名义发的，而我，是以他个人名义发的。我是第一个由他发工资的律师。
　　
　　　工资不高，但够用。在他的顺风车里进行，随着车轮滚动，快到我家，谈话也就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就答应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发工资，不知道工资发到什么时候，与刚进入律师事务所时候不讲任何待遇有一点区别，就是我知道这几个月我会有工资。
　　
　　　我进公务员最后一次机会。准确地说，我与公务员是彻底无缘分。当经过几年时间证明是应先去考公务员的时候，当下了狠心要考公务员的时候，当准备得“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的时候，却经不起现实的、即将到来的工资诱惑，决心、誓言在瞬间轰然倒下。
　　
　　　工资对一个初出道的律师很重要。那是生活的保障；更重要，是心理的安定的保障。
　　
　　　稳定压倒律师的一切，不稳定也压倒律师的一切。
　　
　　　我小小心翼翼地向女朋友提起这事，并装做不是很不在乎的样子说，我会继续考公务员，做两手准备。
　　
　　　女朋友听后，竟是如释重负：早说给工资就好啦！你先干着律师吧，但公务员还是要去考下。
　　
　　　我琢磨着她的话，我看到继续当律师的正当理由，因为有稳定的一点点工资；而公务员要还要考下，起码给她父母亲知道即使考不上我也曾经努力过，不至于太难看。
　　
　　　但这只是缓兵之计，我意识到，工资不会发太久，苟延长喘几个月或至多不超过半年，我要么在律师业里寻找到门路，要么在律师业中死亡，结果可能还是要回归令人头疼的考公务员之路。
　　
　　　每条路都布满荆棘。我更愿意在选择律师行业作为尝试，就如做直销一样。我祈祷着能从这里逃生。
　　
　　　救赎，从2006年5月开始。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28）——第一张考卷
　　
　　　某天中午已下班，我还在所里逗留等，在网上逛逛，其实是在等哥哥的顺风车回去吃饭，这样可以少支出几块钱的车费。
　　
　　　电话响了，赶快去接，有一女子说要离婚，然后问我办公室地址在哪。
　　
　　　十几分钟后，一年轻女子和英俊的男子进来。女子问，收费多少？
　　
　　　我问，有财产要处理吗？有小孩要抚养吗？
　　
　　　她说，都没有。其实我觉得自己问的是多余的，即使有要处理，我也没有信心去加价的。我脱口而出，2000元。这费用对一些律师来说，可能不够吃一顿饭，但对我而言已足够，除了跑几次法院花去十来块外，我觉得是净赚了。
　　
　　　女子转身打电话给，我听出是在向别人询问价格是否符合行情。我心想，我的价格应是全市最低的了，有谁笔我更低，双倍返还差价！（不好意思，套用商家的广告词了）。女子挺直率，坦言在向一的朋友打听下收费是否合理，然后说，我们一早去了立案庭，但由于不懂写诉状，只好回来，觉得请个律师比较稳妥，就通过114查到我所，找上了。
　　
　　　俊男子也在旁附和着。我猜想得出这男子是大概何种身份，但与案件无关的情况不必去问。我问，你老公居住在什么地方？
　　
　　　只知道在哪个城市，但具体住址不清楚，我有他手机号。女子说。
　　那得公告了。我明确告诉她。前段时间帮主任搞了个行政案，第三人是间公司，工商登记资料显示已被吊销营业执照，找不到具体办公地址，我跑了几次法院办理了公告手续。公告的程序，就快速映入脑海。我算是“举一反一”了。
　　
　　　女子比较满意我的答复，她说，我没带钱过来，这样吧，你中午到我的酒店去，我交钱给你。
　　
　　　我心咯登了下，看来收到费还真不那么容易。去就去！
　　
　　　行，我顺便拿手续给你签。心理一阵蹦跳，2000块就到手了，别节外生枝！我祈讨着。他们走后，我赶紧将代理合同、授权委托书、收费票据等备好，回家胡乱吃了点饭，就往酒店赶。
　　
　　　我要去取第一笔律师费！2000元！
　　
　　　在酒店大堂里，我拗不过他们的好意，点了份炒饭，吃了点，然后慢慢拿出拿出文书（其实是迫不及待）给女子签字。他们看了几分钟，问了几个我这种菜鸟级律师的也能回答问题，就刷地挥写大名，然后从包里拿出一叠现金放在台上。
　　
　　　我当着服务员的面（服务员心理一定很羡慕！），象征性点了一遍（少一张也无所谓！），说，好了，民事起诉状我写好后发到你的邮件，签字后就给我寄来就行了。
　　
　　　收到律师费虽说不上曲折，但一系列的细节表明，我还是不很笨，反映还过得去，对于新手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开始独立办案了。
　　这个案子经公告期满后，不久开庭。女子从首都飞来，开庭时，竟然坐着三个法官，着实给我不小压力：这么小的离婚案，还犯得着合议庭啊？后从主办法官那得知，凡是公告的案件均视为复杂的案件，适用合议制度。
　　
　　　实践中的学问多的是。
　　
　　　开庭中，法官就只问女子，我一句话也插不上。法官说，你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第一次判不离！
　　
　　　糟糕，这还是头一次听说过，但细想也有一定道理。我只有硬着头皮向当事人解释，心理七上八落的。谁知女子很豁达，说判不离也不能怪你了，我只有飞多几次了。
　　
　　　应怪我，起码事前要明确告诉她后果，再委托的话，就无后顾之忧。现她这么一说，我除了感谢外，就是涌起一股动力，我要努力帮她离掉！
　　
　　　我在实习的时候认识这法官，但她早就不记得我了。我思量再三，鼓起勇气向主办法官说，我们是否去要去被告母亲所在单位了解下情况？法官说，我们了解过被告所在单位，单位说并无此人，我怎总觉得你提供的信息是虚假的？
　　
　　　她有可能认为我有点是在用公告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把婚离掉的意图。
　　
　　　我有点不愤，我说，那就更要去调查了（终于取得她的同意！）。
　　
　　　我定了半天时间，自己掏钱打的士（绝对不可以坐公交车，即使很方便！），陪法官到被告母亲所在单位，人事科长正好都与被告及被告母亲很熟悉，说好多年没见过他们回来了，以前春节什么的还有电话联系，最近几年都没了信息。法官叫科长在笔录上签字，科长不肯，但答应一有他们消息会联系法院；
　　
　　　我们又来到户口本上涉及的地址了解，此屋已由被告暂借给其亲戚使用，亲戚也说自从入住后，被告已有几年和他们没联系了。法院对其做了笔录，亲戚很配合在上面签了字。
　　
　　　工作也只能做到如此了。回来的路上，不知是累或什么原因，她气气地说，判离算了！
　　
　　　结果，当我惴惴不安地拿到判决书的时候，真的是判离了！
　　
　　　我就象小学生拿到100分的考卷一样高兴。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29）——有多少爱可以重来①
　　
　　　我没事总使用在办公室前台文秘的电脑，电脑旁是电话机，经常会接到一些咨询电话，或从首都打来的自称是最高院研究室或什么协会要卖书或召开研讨会的电话，当然，也会接到些小案件。
　　
　　　有个不是案件的案件，就是从这跑来撞到我的手上。在办公室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双眼浮肿，布满血丝，脸色苍白，矮矮个子，拖着一个大大装满资料的塑料袋，形象有点不佳，令人吃惊。
　　
　　　我还是个新手，从天而降的另类当事人骤然增加了我的心理负荷。我得努力疏理头绪，平抚心情，做出自然的姿态，倾听她的控诉。
　　
　　　据她说，老公在她怀孕期间，与我这里一酒店的三陪小姐好上了，共同生活还生了小孩；期间对其不闻不问，甚至殴打她；产下孩子后，把孩子放在亲戚养，从北方老家追来南方，到了M市；现追到我这城市。
　　
　　　她恨恨地、狠狠地说：我要告老公重婚，誓把他告进牢！
　　
　　　听完，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弱势群体。第二个反应就是：收费可能性很低。两个反应时间相差不到两秒。
　　
　　　电话里头，我就隐约感到她不屈不挠的语气；见面后，她透露出的坚决、有逻辑却也带点技巧的话语，我感觉到她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看她爱极生恨的眼神，我却消极地想，你能把他告进牢？？
　　
　　　也许是个案件都说不定，收个一千几百块也好的。反正*那么点工资是远远达不到对未来生活的需求，要在努力当助理的同时多额外创收点。
　　
　　　开始我是这么想的，见了她后，我基本上是放弃了要收费的奢侈想法。
　　
　　　你这种情况下去申请法律援助比较适合你。我建议她。
　　
　　　我打了退堂鼓，但希望她好受点，我也好受点，法援方案自然脱口而出。
　　
　　　我不帮她，还找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但实在找不出比这理由更恰当的理由。
　　
　　　法律援助中心受理后会指派律师跟踪你的案件。我特别把“律师”两字加重口气强调了遍。意思是哪里都一样，都是律师，没有区别。我自己没空。
　　
　　　她急忙从一堆零散的资料中拿出了部分，我看了下，有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证明，再看了下，还有区民政局的证明，都是关于其生活困难的证明。
　　
　　　我申请过了，他们不受理。还有，记者还专门报道过我这事，你看，这是报纸。她递来张皱皱的日报。
　　
　　　我象征性翻了翻，就递回给她。
　　
　　　你还认识记者啊，那请他陪你去法律援助中心说明情况，效果会好点。我不怎么相信她的话，这么多证明，法援不会不受理的。多半她是不情愿去申请。
　　
　　　那好吧，我去申请下。她有点失望，但离开前，还不忘补了句：我以后有什么再打电话麻烦你啊。
　　
　　　好的。看着她走出办公室，我松了口气。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30）——有多少爱可以重来②
　　
　　　歇了口气，我的手机就拼命响起来。陆续地，几天，十天，一个月，几乎每天都接到她的电话。
　　
　　　某天，她带着兴奋的口气，说有几个朋友可以为她作证，我们如果过去，朋友一定会配合在笔录上签字。
　　
　　　只要我们去了，朋友就会签字，她强调。
　　
　　　王律师，你可以帮我一下吗？她恳求到。
　　
　　　姑且不论笔录的效力如何，能否做得成还是未数——可以肯定说是做不了，这种事人家惟恐避而不及，还跟你签字！
　　
　　　我把能做成的成功率为零告诉她，她不在乎，说，只要去就行！蛮有信心的。她是个聪明的人，我有点被动，有中被拉上船的感觉。我也估计到她其实也是图个满足——努力就行，成功与否她本身也很清楚，所有的话是说服我而已。
　　
　　　而我却不善推脱。
　　
　　　中午，我们搭乘公交车往另一区。下车后再打摩托车往某酒店直奔而去。要做笔录的是酒店的部门经理。
　　
　　　坐等右等，不见经理露面。她急了，不断拨打手机，就是没人接听。她那部手机已褪去了好几层色，显得观怪陆离，与锈迹斑斑的感觉无异。听说是一个朋友送她的。这部手机就是她的战斗武器。
　　
　　　已是中午一点多，我昏昏欲睡起来，干脆背*着里的沙发闭目养神。
　　
　　　王律师，咱们去见另外一个人。估计经理是没空的了。她显得失望。要见的另外一个人与她老公有业务上的来往关系。
　　
　　　去就去，见不到就当陪她跑几趟。没有结果，应也弄个“没功劳也有苦劳”没问题，相信她不会怪我的。
　　
　　　又是打摩托车去。手头紧巴巴的，不轻易打的士。到了维修厂，等了一个多钟，工作人员告知老板正在吃饭，什么时候回来不清楚。修理厂里停了好几辆名车，说明生意还不错。人家老板哪有时间去理会这事？
　　
　　　我被生硬硬地的连哄带骗来去给她取证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怪谁？好事只有做到底了。
　　
　　　没任何结果。预料中。六月的天气，就像娃娃脸，说变就变，还没等人反映过来，大雨就倾泻而下。我们逃到一电话亭，我给记者打电话，问他能否协助她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立案。记者很着急，说这事怎么还没解决，他在外出差，等他回来再说。
　　
　　　先试着帮她到法院自诉重婚吧。我下了决心，拖她的时间也等于拖我的时间，不如进入实质程序，哪怕是漫长的路程。
　　
　　　回来的路上，雨已停，大道上积满了水，一些车辆因前面的车掉进水坑中死火堵塞道路而在后面不断地鸣喇叭。我们乘坐的公交车还算好，跑到人行道去，避开了塞车，看到外面的情景，车里的人都流露出庆幸的表情。
　　
　　　在下车的时候，她笑着不断感谢我。
　　
　　　我第一次见她笑。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31）——有多少爱可以重来③
　　
　　　听她说，她的眼睛在怀孕期间差点哭瞎了，有个富有同情心的私人医生主动给开药看病，全免费，好歹把眼睛保住，但看到光亮地方还是不断流眼泪。而在法律上，就我肯帮她了，正如那个热情的医生。
　　
　　　有了比较，我自然不能落后他人。何况助人是种美德。何况我早已打定主义要帮她。
　　
　　　我把那些乱作一团的资料梳理了一遍，我不得不再次感叹她的坚强。这些证明、这些报纸的背后，她该付出了多大努力！我自问自己如掉入如此困境，断没有她这般坚强坚韧。
　　
　　　要别人帮你，首先自己要自强自立。心灵被震撼的时候，沉睡的同情心就会被唤醒。
　　
　　　我临时抱佛脚突击了下刑法与刑诉法，我不清楚自诉刑事案与普通民事案有什么区别，我琢磨了许久，就按民事起诉的流程，搞好证据清单，起好诉状，整理了几套，交给她。她说，谢谢你，谢谢，以后我会连复印费还给你的。
　　
　　　律师费都不收了，还在乎那几十块的复印费吗？我想。
　　
　　　整理好资料，已是下午两点多。天又飘去雨。我们又匆忙往法院赶，却被保安告知，下午有重大人物来视察，暂停办事。
　　
　　　重大人物？就在我们猜测的时候，法院同志从大楼里陆续走出，在阶梯前一字排开，在细雨纷飞中的等待中，不一会几辆大车鱼贯驶进大门。
　　
　　　第二天，报纸登了，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亲临法院视察。
　　
　　　我对她说，你的运气不错，去立案就迎来最高法院长，你如能找到他，那真是美妙的事。
　　
　　　她听了不吭声。
　　
　　　立案你以后自己去吧，法院我也带你去过了，有什么问题给电话。我补充到。
　　
　　　我的帮忙，限于在后面给点所谓的指点，帮她搞点文书之类。出现在法院那里我是不方便的了。即使开庭，我也不担心没有我在场而效果而不同——她能说会道，并充满感情和感染力，这点我丝毫不担心，只要案子能立起来。
　　
　　　过了几天，她打电话给我，说案已立了。
　　
　　　哦，这么快？我有些惊讶。
　　
　　　我找了院长，她说。
　　
　　　啊，院长？哪个院长？最高院院长？我有点吃惊了。
　　
　　　是的，她说。
　　
　　　不可能，你没骗我吧？那是件遥不可及的事。
　　
　　　是的，她顿了顿，是骗你的。
　　
　　　不过，她又顿了顿了，案子确实立了，我找的是区院的院长。
　　
　　　喔，那你挺厉害的。你认识院长？我给掉起的胃口又降下来，产生了掠奇心理。
　　
　　　我去立案的时，人家说不受理，说什么证据不足。她气气地口气。
　　证据不足？我有点蒙了，那里有好几分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甚至民政局的证明，还有日报报道，一大叠医学单据，还需要什么证据？我也知道证据肯定说不上充分，但对自诉的当事人来说，立案的标准是否显得太苛刻？
　　
　　　我听你说最高院长在这里，就想找他，但不知他住哪里。一在部队的老乡，他是团级干部，通过朋友与他联系的，他给区院长打了电话。
　　
　　　那你跑上院长办公室去了吗？我问。
　　
　　　是啊，我直接冲上去了。哎，更大的官的我还见过，只不过我手头紧，要不这事早就解决了。她有点飘飘然起来。
　　
　　　吹牛吧，你。我心想。不过还是挺为她高兴。
　　
　　　院长都给“攀”上了，我见都没见呢。我恭喜她。
　　
　　　案件推进到这一步，真的不容易。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32）——有多少爱可以重来④
　　
　　　　正在我们盼望着案件开庭的通知书的时候，却接到法院电话，说案件已转到公安局。
　　
　　　自诉案准备转为公诉案？事情这么快出现变数，虽感到突然，但有什么我们丝毫不能改变外部环境，只能去适应。
　　
　　　她一遍一遍地往公安局跑。一个弱女子，人生地不熟，*的是一双腿，一双手，一把嘴，还有一副聪明的脑子。
　　
　　　我的手机响不停。也有烦的时候，我也会不接听她的电话甚至挂断她的电话，她不气妥，依然在我几乎把她忘掉的时候打来电话，没有丝毫的退却。渐渐地，我接听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把案子晾在一旁心态转到主动询问案子。
　　
　　　她的眼睛状况比较糟糕，时好时坏，好在有个私人医生帮忙。她算是比较幸运了，碰到那么多好心人，记者，医生，团长，当然，还有律师，那就是我。
　　
　　　其实我刚是出道的律，没有任何资源可以帮她，只能帮她打印文件，还有，接听她的电话。
　　
　　　我的角色，就是个倾听对象，一个最好的倾听对象。
　　
　　　在去公安局打听的过程中她遭受很多冷遇，她还是依然坚持跑，她能去哪里呢？团长又起了关键作用。经其介绍，局长终于在百忙中接见了她。当她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时候，高兴的口气在电话中变得都有点尖锐，说局长正在过问此事。
　　
　　　过了一个多月，派出所干警带她驱车两百多里到M市去调查，那里是她怀孕的地方，周围群众多少知道这件事。
　　
　　　干警的笔录我没法看到。我已不止一次对她说，你已创造了多项记录，包括干警带你到外市去调查。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基层发生，哪有那么对警力去管呢？要知道，干警出车，油费都要打报告才能拿到！
　　
　　　当她把这消息告诉我的时候，高兴的口气在电话中变得更加尖锐。她说也想不到，局长是那样的平易近人！那样的体贴百姓！
　　
　　　她已不再想象结果如何，——我早已告诉了她，是不可能追究到他的责任的。我消极的话并没有对她造成多大的打击，她铁定主义要在这里战斗下去——直接弹尽粮绝——她注重的是过程。
　　
　　　如果在这过程中，她没有感到一丝的人间关心与温暖的话，她才真的会心如死灰。为了维系她对社会的最后一点点期盼，我必须尽力帮她，尽管我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帮助。
　　
　　　临近中秋，我想给她送去盒月饼，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后想想，算了，每个都有孤独的时候，时间长短而已，那是真正的财富。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33）——有多少爱可以重来⑤
　　
　　　我以为案子可以有向前推进一大步了，便没有再关注，相信她可以跟进得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到了2007年的一月，我才醒悟过来。
　　
　　　我打电话给她，从那得到一个令人始料不及的消息，她老公在老家起诉她离婚，因法院找不到人，经公告后判决离婚。
　　
　　　我沉默不语，想不到出现这样的结局。
　　
　　　公安局那边她也跟不上了，因为没有生活费，得去打工，而眼睛不好，没什么单位要她。断断续续地，推销过啤酒，帮朋友卖衣服，都只做了一两个月。
　　
　　　那你*什么生活？我问。
　　
　　　我妹妹经常救济点。她说。
　　
　　　我劝她放弃，专门医好眼睛再去找份工作更实际。
　　
　　　我不止一次劝过她放弃。
　　
　　　如我是她，也许早就放弃；如我是她，也许依然会坚持到底，因为外人还不曾深刻体会她的痛苦。设身处地的着想与实际心境还是存在很大偏差。
　　
　　　她却在电话里头一副如释重负的口气，说离了也好，我早就对他死心了。
　　
　　　她的表情一定很复杂。我无法看到，但可以想象。
　　
　　　当初她应该还有爱，只是爱极生恨，还掺杂了大部分对第三者的憎恨；现在呢，只有恨没有爱；也可能，爱与恨都没了。
　　
　　　她之前也问过我，如想离婚怎么办？那是在案件出现挫折的情况下，她流露出的想放弃的念头。多坚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
　　
　　　我劝说她，追究重婚是很难的事；你这种情况离婚也不容易，公告、第一次不行要第二次，等等，你连公告费和几百元的诉讼费用都交不起，怎么去离啊？
　　
　　　我没有立刻允诺我会帮她离婚，包括垫付那些对我来说也算不菲的费用。有同事说，世上那么多不平，你帮得了多少？
　　
　　　她曾经向我借过钱，我头都变大了，如果这样下去，帮忙的性质就变了。最终还是推了。春节前，她再次恳请我借她一百元，说是那是交给房东的租金，否则春节前就不能租了。
　　
　　　不能租？那搬到哪里？人行天桥上？马路边？我不敢想象，只一百，对于她而言是生存的资本。为节省几块钱的路费，我叫她不要来办公室，我自己打车给她送去。走前，我不忘补了句：这是我借给你的，有钱了得连本带息返回啊！
　　
　　　她是聪明的人。她一定会好起来的。
　　
　　　前几天，她来电话说，说准备坐火车回老家去了，帮忙打理父亲的生意。她父亲是个小厂的厂长，却发明了十几项专利，主要是实用新型，她拿过那些专利证书的复印给我看，一叠，同样的皱巴巴。我丝毫不怀疑那证书的真实性。
　　
　　　她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忙父亲转手那些专利权。她说自小时候父亲与母亲也离了婚，脾气很爆躁，和姐妹俩关系一直都很差，从没有接济过她们。现在，也许父亲年纪大了，找不到可*的人帮忙，渐渐接受她们，也接听了她的电话。
　　
　　　她特别强调，她的父亲最长时候和她在电话里聊了有近半个钟。兴奋的口气。
　　
　　　末了，说她回去会跟我联系，再次不断地谢谢。
　　
　　　我帮到她什么呢？其实什么都没有。
　　
　　　我衷心祝福她一路顺风。
　　
　　　终于回家了。
　　
　　　家是温暖的港湾，可以遮风挡雨的港湾，任何人在家里的怀抱里都是个小孩。生活从家开始，又回到家。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34）——　一个都不能少
　　
　　　有助理做，有其它小案兼顾，趁着放松的机会，偷偷回头望去，离开大学已有5个年头，已是2006年下半年，她从刚认识我时候的19变成了26，而我则从刚认识她时候的20变成了27。
　　
　　　周围的同学朋友成家的成家，立业的立业，突显燎原之势，而我象呛了一肚子水的旱鸭子，就在快窒息的时候给捞了起来，挣扎着在岸边大口大口心有余悸地喘着气。
　　
　　　她的心一定也急，只是不说出口。男人三十一枝花，看我依然漂浮不定的样子，但谁能保证到三十自己还不依然是一棵草，一棵律师行业的小草？
　　
　　　我从不考虑婚姻问题，始终觉得自己还很年轻。年轻就是资本，有人说宁可花千万买个太阳不落山。年轻也意味着可以挥霍，可以折腾来折腾去，但地球并不因你不想它转它就不转，钱也不因为你努力去找它而一定会被你找到。
　　
　　　此时父母亲的小生也意愈来愈淡，每月的店铺租金、水电费、电话费用压得透不过气来。勉强维系了一年多，最终选择了清场退出。
　　
　　　而当我那空空如也的口袋慢慢填充了点可以流通的货币后，我的心智似乎扯上哪条线，发现自己成熟了许多，我掰算着每月的收入，计划如何再分配这些钱。
　　
　　　我问母亲：家里有钱买菜吗？
　　
　　　母亲笑呵呵地对我说，转让档口拿到两万多元，够买两年菜了，你放心做你的律师，多存点钱，好用小钱生大钱。
　　
　　　她的脸布满了皱纹了，其实她刚50多点。半年前检查出得了甲亢，经吃药治疗很一段时间后才恢复正常，本就瘦的脸显得更是瘦削瘦削的。
　　
　　　从做律师的那天开始，我一直吃喝住全在家，没向家缴过一分钱。我提出每月向家里交600元做生活费，多少能减轻点压力。
　　
　　　母亲不高兴了，唬着脸，摆着手，我拿钱的手都没机会伸出来。
　　
　　　有些东西得暂时放下，因为我还要去创造新生活。
　　
　　　我对女朋友说：我每月交给你1500元保管，这些管理费用非特殊情况不能动用——这些钱是用来结婚的。口气就象首长宣布嘉奖令，扬眉吐气。可能我也有点补偿心理。
　　
　　　我没有说什么时候结婚。她说什么时候结就什么时候结。结婚决定权在女方手中。男方只需备好条件，等候一声令下即可。
　　
　　　哦，就着么一丁点吗？她从不表扬我，否则我就轻飘飘。
　　
　　　是啊，每月1500，要熬多多少个月才能结婚？我有点泄气。
　　
　　　我是不是压在你头上的一座大山？她问。
　　
　　　有创意！我对她的说法直言不讳表示赞同。
　　
　　　不过这座大山正在被推翻。我坚定地说。
　　
　　　也好，先收着。她微微笑点着头。就喜欢看她高兴的样子。
　　
　　　最不喜欢也最受不了愁苦的女孩。男人可以愁苦，那叫忧郁。
　　
　　　每个月看着她愉悦地把钱锁起来，然后在一本已发黄的小学作业本上把款记下时，我们都相视而笑。
　　
　　　感情是个包袱，我没有去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颜色什么形态，我只知道要背好它，因为一个都不能少。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35）——一个人的战斗
　　
　　　一个离婚案，诉讼理由很明确，就是丈夫李某吸毒，吸毒，再吸毒，吸毒历史可上溯至上世纪80年代初，戒毒地点则涉及本地外市戒毒所和几家医院。只要收集到几次戒毒的证据，离婚不成问题。
　　
　　　第一个调查目的地是某戒毒所，在城中村的外围。
　　
　　　我迎着初春贼冷贼冷的晨风，穿过花香与牛粪味混合的小道，在灌木丛生的田野小径中左拐右转，终于看到戒毒所巨大的加粗黑色字体的门牌。好在没经多少盘问，得以顺利进去。
　　
　　　经查看记录，确实有李某名字，还提到外号，戒毒时间也与我们掌握的一致，但住址一栏有点差异。
　　
　　　我说，这可能是吸毒人员不断出现变换地点吸毒所致。接待的年轻女警官说因没有记录其身份证，不能确定就是要调查的人。
　　
　　　那查下原始的档案资料行吗？我问。她出去了下，不一会回来，说档案移到市公安局了。
　　
　　　会这样？我问到。一男警官问怎么回事，我把结婚证上的相片给他看，说要调查下其来这里的戒毒记录。他仔细辩认了一会，走到隔壁室，回来说，我核实了，是他没错，因2004年闹事被强制到外市戒毒所，档案按规定也被移到市公安局了。
　　
　　　你去公安局法制科可复印强制戒毒决定书。女警官提示我。
　　
　　　决定往市公安局去！出了大门，人影都没个，更别说有车，我抓起挎包，凭着来时候的印象，开始在花香与牛粪味混合的小道上狂奔起来。就当早上锻炼吧，反正毕业以来都没有跑过步了。
　　
　　　好不容易才看到了部的士，我还没有来得及换气抬手招呼，它已绝尘而去。真是没专业眼光。
　　
　　　气喘嘘嘘到了公安局，法制科以不方便为由拒绝复印。对这种答案，其实来的路上我已做好心理准备，
　　
　　　下一步该怎办？我默想。
　　
　　　见我大失所望的模样，他们提醒我，你可以到下面派出所查啊，那里有底的。
　　
　　　对，但是哪个派出所拉的人呢？那还不得回去戒毒所问？我责备自己之前怎不问仔细点？
　　
　　　已是上午近十一点了，天空下起了雨，我毫不犹豫打车再赴戒毒所，年轻女警官再见到我时一脸的惊讶，问怎么回事，我说市局不方便查询。
　　
　　　她开玩笑说，你应当穿严肃点职业的服装过去，可能结果不同。
　　
　　　我看看自己，是件长袖衬衫，接近白色，没有什么不妥，就是旧了点，略显单薄。
　　
　　　知道是线索后，第二天中午，我到另外一区某派出所，在档案室，也是位年轻女警官接待我，不过有点大个头，很热情，和我一起把记录本翻了好几遍，竟是连名字都没找到。
　　
　　　确定是我所抓的人吗？她问。
　　
　　　戒毒所是这么答复我的。我说，并把抓的时间、押送的时间都提供给她。
　　
　　　会不会是分局抓的呢？因为这里的户籍是归我们管，但治安管理还是分开管的，也许那边有记录。她想了下，说道。
　　
　　　还有这样分工的。
　　
　　　失望！但有一丝希望就不能放弃，我决定还是到分局去。女警官和我一起下楼，招呼一位也准备去分局的男警官，叫他顺便开车搭我过去。我受宠若惊，连对她谢谢。
　　
　　　分局静悄悄的，大部分科室都关着门，长长的走廊显得有点阴暗，令人变得小心翼翼。推开一虚掩的房门，是刑警队科室，内勤说领导都去开会了，下星期一再来吧。
　　
　　　运气不佳。真是颇费周折。
　　
　　　结果，星期一过去查，还是没找到。律师常做劳而无获的工作的。唯一办法，只能申请法院到公安局法制科调查了。
　　
　　　下一个调查目的地是某精神病医院，在离本区更远的山清水秀的地方。
　　
　　　早上，匆忙扒点早餐，坐公交车一路颠簸烟尘滚滚直到医院门口。院内却绿草盈盈，鸟语花香，一派幽静安宁，以为是度假村。
　　
　　　来到一矮楼门前，见里面不甚宽敞，却挤着群人，坐的坐，走的走，伸懒腰闭目打哈欠的有之，嘻皮笑脸挤眉弄眼的有之。
　　
　　　我盯着他们，脚步慢慢踱进办公室。工作人员建议我先找科长打声招呼。小心谨慎出来，人群里一男咧嘴向我冲过来，形势不妙，得闪！我赶快跑出去，嘭一声拉上铁门。
　　
　　　有点心跳加速的感觉。
　　
　　　科长，三十来岁，面目友善，我顿定下心。他简单问下情况，在调查函上飞快写了行字“请查某某2005年首页病历并复印”，吩咐我拿去档案室。
　　
　　　心中涌起一阵暖流！配合就是万岁！
　　
　　　档案室在哪？又得找人问路，东张西望盼来一穿白大挂的女医生，听说是律师，脸上露热情的笑容，边走边说，我抓住机会递给她张名片（只需举手之劳，可能换来一个客户），她说：“以后离婚找你啊”，我说：“别开玩笑，这样的事最好别发生，其它问题可随时给电话。”
　　
　　　在这偏远的地方，律师算是个稀客了，我得到热情洋溢的带路也不足为怪了。
　　
　　　在档案室还有意外收获。要查的是2005年戒毒记录，工作人员复出来的竟是2006年最新资料，她为难了：“律师调查函写的只复印2005年的”，我说：“身份证号码、表明是同一个人，复印出来没问题的。要不我给科长打个电话？”
　　
　　　我在暗示我和科长很熟，要不怎能得到批准？她迟疑了下还是把全部资料都给我，并都盖了章。
　　
　　　出来，我觉得院里周围那美丽的花儿简直就是为我而绽放！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36）——赖老板
　　
　　　　做律师可以接触到许多当事人。
　　　
　　　　有位赖姓老板，在某村投资建设农贸市场，建成后，村委员会以其没有按照合同约定办理工商、消防、卫生等手续为由拒付工程款，遂起纠纷。
　　
　　　　主任作为村委员会的代理人。案件判决下来也即代理关系结束后，他主动找到主任，请他帮忙打其它官司。
　　
　　　　有水平的话，对手都会请你做代理人。我羡慕着。
　　
　　　　几个月下来，关于他的案子，有借款纠纷，有租赁纠纷，有工程款纠纷，林林总总，个人的，公司的，一审的，二审的，再审的，民事纠纷掺杂刑事犯罪的，我大脑经快速运一段时间转后，因知识储备少得可怜，适应不了他这些疑难复杂案件的要求，竟对其心生恐惧起来。
　　
　　　　我只有领命跑腿的份，捂着几万元顶着狂风暴雨去银行帮他交诉讼费；简单吃了顿饭了解了下案情，就得回去写诉状；然后跑到他家拿给他过审核（不是过目），一有不对劲的地方，就嚎了起来：写这X东西，我要你律师干嘛？！
　　
　　　　我当即慌恐慌诚毕恭毕敬地请示如何修改？说两句后就赶紧把手机丢给他让他和主任说。好在主任对我这跑腿关爱有加，在电话中常为我打圆场甚至镇他几句，才无更大的火往我这里烧。
　　
　　　　慢慢地，我还发现他不但开房地产公司开酒楼经营作生意，还帮别人打官司美名其曰提供法律服务；
　　
　　　　慢慢地，我还发现他不但开着老式大部头的奔弛在大街小巷纵横驰骋，除了开始挤兑了点律师费外剩下的不但拖欠着而且连提到没提下；
　　
　　　　慢慢地，我还发现他虽然律师费紧张，但吃饭唱K从来都是豪爽地挥一挥手不见一大叠人民币。
　　
　　　　趁着他通话的时候，我看他光膀子，只穿条内裤翘腿坐着，叽矶呱呱的声音在诺大的大厅里嗡嗡振荡，32寸纯平电视机前站着个少妇，摇晃背着个小孩在看电视。大厅一角两个男孩在玩耍。
　　
　　　　从他家闪出来，我好生厌恶。
　　
　　　　有个案子，他的酒楼拖欠鲍鱼款几万元被诉至法院。几万标的，主任自是没时间去理会，自然转到我的手中。
　　
　　　　离开庭时间只有三天。主任在外出差，我研究了下，说这案子管辖有问题，应当在酒楼所在地管辖，要提管辖权异议。主任说，好，你自己决定。
　　
　　　　我向他汇报，他咧开一口金牙忙不迭说，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把案拉回这个区审，并爽快答应律师费在开庭前支付。
　　
　　　　法官看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耸耸肩膀：“申请已过时间，”边说边把立案时当事人签收的法院告知书找出来，“要在我们法院指定的答辩期间提出，而你已过了答辩时间。”一副爱莫能助样子。
　　
　　　　老板听了我的话，火冒三丈，把接收法律文书的司机骂个狗血淋头。
　　
　　　　我在一旁暗自为司机感到不平了，也捏了把汗。司机就是司机，哪懂法律呢？你懂法律可以自己去弄啊？
　　
　　　　开庭前，我狠狠心要司机传话给老赖，说没空去开，让他自己去开。他听出话里意思，忙开着奔弛给所里送来律师费。
　　
　　　　一审很快判了下来，当然是败诉。他不服，要上诉。我心理老大不舒服，对欠款的人我几无好印象，因为也有些人拖欠我父亲的货款，几千块对于做小本生意的人来说，那是他全部的本；更何况几万元。这家伙的策略肯定是利用法律程序能拖则拖。
　　
　　　　上诉？怎么写上诉状？我琢磨了许久，赌气对主任说，我不懂写，你叫他自己写；我也不帮他递交，免得法官说我这东西都写得出。
　　
　　　　他自己弄诉状去了。二审判决下来的时间更快，听说开完庭后不到一个星期判决书就邮寄到了他的酒楼。
　　
　　　　不知他收到判决书是什么滋味？难道他还要申请再审？
　　没问他，也懒得理他。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37）——凡女士
　　
　　
　　　凡女士是位小学老师，四十多，离异人士，因去街道办事处的过程中，与工作人员发生推搡而摔下楼梯去，遂起诉那工作人员要求赔偿。法院只判决赔了两千元多。
　　
　　　我不知道她如何找上所的。这种伤害的案子，算是标准的小案，若责任清楚，剩下的工作就是罗列误工费、医疗费、交通费等法定赔偿项目，几无可辩论的地方，我自觉这类案子当事人只需咨询律师即可，无需请律师。当然，我也不想做， 当莫名其妙败诉时，你只有挨怨的份。
　　
　　　你打算上诉吗？我问。
　　
　　　不，我已上诉了，维持原判。她说。
　　
　　　那你还打什么官司？我问。
　　
　　　你不知道，她从胶袋中拉出一沓资料，还有部分医疗费用我请求了，但法院不审理，那是我第一次起诉时还没发生的费用。起诉后，我在庭审中口头提出过，法院不支持，二审也不审理。
　　
　　　那你现想怎样？我问。我还是听不出她想干什么。
　　
　　　我已起诉了。她说。
　　
　　　哦，我还是疑惑，起诉什么？
　　
　　　就第二次没有审理的费用进行起诉啊，她露出不满的神情，觉得我领悟力有点低。
　　
　　　那我可以帮你什么？不服气归不服气，我的心态调整下，重要的是我能是否有业务。
　　
　　　第二次起诉过几天就要开庭了，我不懂怎办。她说。
　　
　　　不会吧，你已有两次诉讼经历了，还不知如何开庭？我半信半疑。
　　是的，她肯定，坐在那里不动，看样子一定要我做点事才行。
　　
　　　那我帮你整理下赔偿费用的具体数额和依据吧，今晚我打印出来你来拿就是了。我说。
　　
　　　既然是快开庭了，再匆忙请律师也没必要，对她而言，闭闭眼睛就过去了。 我也不期望她能给我多少费，收她一百代书费，自己轻松点。
　　
　　　过几天，我到法院办事，透过玻璃窗，看见她在气愤填膺、神情激愤地血泪控诉对方，走廊都充满嗡嗡的回荡声。佩服。我暗自赞叹。我的气势就差多了。
　　
　　　之后，她拿判决来找我，当我还在办公低头整理文件，一抬头就望见她立在我的卡座旁，顿时下了一跳，她的出现简直是神不知贵不觉（文秘说她也不清楚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怎样？我问。
　　
　　　败诉，一分不赔。她说。
　　
　　　打算怎样？我直奔主题。我就没打算去理会她，既然上门，就赶快聊几句，期望她能尽快消失。
　　
　　　我上诉。她说。
　　
　　　那好啊，你已有经验了，自己去弄不就得了？我说。
　　
　　　那也是。她说。出乎我的意料。
　　
　　　你写的那东西都没用。她怪道。更是出乎我的意料。
　　
　　　那是你要求写的啊？我争辩到。
　　
　　　不跟你说了，她有点不耐烦，有事给电话你。
　　
　　　好，我赶快送客。电话接听全免费，欢迎随时来电。我心理想。
　　
　　　再不久，她又拿着判决书来了。
　　
　　　怎样？我问。
　　
　　　一样，输了。她说，气恼的样子。
　　
　　　我提了六七万的赔偿，还有几万的精神损失费，只赔2000多，她嚎叫起来，我忙打个手势，叫她压低声音，别妨碍了别人。
　　
　　　早知道如此，你还打第二次官司干什么？还要上诉干什么？我有点烦了。
　　
　　　现我要申请再审！她冒出句令我始料不及的话。
　　
　　　有新证据吗？我问。
　　
　　　没新证据，再审想立案都难。我强调，希望通过这一句让她打退堂鼓。
　　
　　　我去找人，她说。
　　
　　　那行，我象卸了块包袱。
　　
　　　我可以帮你什么？我问。
　　
　　　我请你当再审的律师啊。她不容置疑的口气，似乎我是不二人选。
　　
　　　我的脑子一下转不过来，她之前找过我所的一同事，那位同事看起来更是稳重成熟，看起来更适合配合她的工作，怎缠住我这小年轻呢？
　　
　　　我帮你写申诉状吧，你立了案我再代理你的案子。我又抛出代书服务项目，吃不了大的，就吃小的。
　　
　　　说了好久，她才同意。
　　
　　　代书费多少？我把球踢回给她。
　　
　　　200，沉思了会，又露点不好意思，又面露困境的样子，她说到。
　　
　　　200？我不客气了，憋了段时间的气有限度地爆发了点出来，不行，500！最少的了！
　　
　　　那好吧，磨蹭了好一会，她掏钱出来。如不是那样的态度，我都打算不收她的费。
　　
　　　你得帮我去法院复印卷宗资料，我手头没有了。她说。
　　
　　　上当了，下面还有活干，不干吧，收了费，她肯定会飞来飞去盯住我不放。
　　
　　　就限复印和代写诉状，我咬了咬牙说。
　　
　　　找主管副院长签了字，我和她一起到复印室去。当她出去打电话时候，复印室两个小姑娘悄声问我：你帮这样的人打官司啊？
　　
　　　口气似乎对我很嘲弄。
　　
　　　怎么啦？我也小声问。
　　
　　　她来这里闹了几回，我们见她都烦。她们说。
　　
　　　复完和她走出来，我心理忐忑不安，迎面走来庭长，看到是她，说：来干嘛？
　　
　　　就你审的那个案子，我要再审！她直钩钩的眼神盯着庭长。
　　
　　　咳，人家还花钱去买轻松，你却找事来麻烦自己，有书不好好教，咳咳…….，庭长直摇头，意味深长的口气。
　　
　　　她哼了一声。
　　
　　　在路上，我们为讨论着这案子，竟争起来。
　　
　　　你都不象我的律师，一点都不为我说话。她说。
　　
　　　我还不是你的律师。我说。在她眼里有点狡辩的味道了。
　　
　　　你都不象个律师。她厉叫着，街上的人都听到。
　　
　　　我气得立刻掏出钱包，想把那五百元扔回给她，但发现只有几十元。
　　
　　　这烫手芋头，不知何时才能丢掉。
　　
　　　再不久，她来电话，说，她已找到个朋友帮忙，我这边……
　　
　　　我赶快说，你过来拿钱吧，全部退款，一分不少。
　　
　　　好啊。听到她这么说，我有点欢呼雀跃的感觉。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等到她出现在办公室。
　　
　　　看我交给她的钱旧旧皱皱的，她说，请你写把人民币的号码抄下来，我经常收到很多假币的。
　　
　　　我不禁哑言失笑，如鲠在喉。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38）——异地委托，收费先行？①
　　
　　　2006年10月下旬，接到深圳的一个电话的时候，委托律师为其办理在本地的房屋及土地的抵押登记手续事宜。
　　
　　　正常情况下，明确委托事项后，下一步就是谈律师服务费的问题，剩下的细节可慢慢补充，无关紧要。
　　
　　　深圳方在电话里头强调，已和其它律师事务所有接触，但还没确定是由谁来做，现要搞清楚办理抵押登记具体要什么文件，再确定受托人。
　　
　　　也许是在搞“火力侦察”，看谁前期工作做得好就委托谁，也有可能拿到文件清单后自己来办。但后一种情况可能性很小，本地离深圳那里那么远，一不小心就要多跑一趟，连路费都不够。
　　
　　　这时候是暂时不宜谈律师费的，否则对我的印象会大打折扣。
　　
　　　于是先向房地产管理局和市国土资源局打了电话询问：授权委托书是否要固定格式？抵押人与抵押权人是否可委托同一人办理？委托是否要经公证？等等，令人沮丧的是，同局里不同的部门之间、不同工作人员之间、不同局之间有不同的说法。
　　
　　 我不得不亲自跑几趟，核实情况，确定细节，买回文件核，染后向深圳方确。。期间通讯费、路费、买文件的费用估计也就是百来块，但时间成本太高了，足足去掉了一个多星期，令人担忧的是，我不知道这样“风险投资”是否会被委托。
　　
　　　这段时间与其有频繁电话联系，双方在沟通口气上也逐步变得宽松，鉴于我的良好表现（估计是被我“无私奉献”精神感动），上面明确说这一单交给我做。
　　
　　　辛苦那么久，也答应交单，提律师服务费的问题，应水到渠成的。我松了口气，但谈费用永远是个敏感的问题。无论你面对谁。
　　
　　　我问：抵押人是谁？房屋、土地坐落在哪里？具体有几块？
　　
　　　答：好象三宗，具体细节还是不清楚。律师费你需要多少？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谈？但为了走下一步，等知道具体细节后也许对方早把我甩了（先定个价吧，好歹给自己给鼓励！），可费用不能太低，一口价要考虑某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就按三宗算，每宗XXXX元，不算过份。
　　
　　　行，我向老板汇报下。
　　
　　　口气轻松，不紧不慢，没有遭遇任何“反抗”，这价格对于遍地是黄金的深圳来说没杀伤力，或说正合乎对方要求，估计是成的了。
　　
　　　后经过了解，该委托人是深圳某家颇具名气的律师事务所，担任某外资银行的法律顾问，受银行（抵押权人）的委托作抵押登记的。与我是其实是转委托的关系。
　　
　　　几个星期过去了，深圳方与我都没什么联系。（我在猜想是否没戏了？）
　　
　　　2006年11月下旬某天，深圳方终于又来了电话（我心理一阵狂喜！），说抵押人要求务必要在这两天在抵押文件上盖章，否则他出国后抵押之事会拖延下去，很麻烦的，请直接与抵押人联系。
　　
　　　看来抵押人与抵押权人关系非同一般，可以催着抵押权人走（终于有实质进展！）。
　　
　　　当天下午，抵押人某经理与一女助手到律师事务所，在我从国土、房管部门拿回的所需文件上都盖了章，为了避免以后“很麻烦”，还特别叫他们盖多了几份出来，都是为他们着想，他们也乐意照着做。
　　
　　　至此，才知道要办理的事项，既有房屋抵押也有土地抵押，并且都不在本市市区，而是下面的县城，且要办理的抵押登记是四宗（三房一地），而不是之前说的三宗。
　　
　　　我有点闷闷不乐，要知道到下面县城的工作量、辛苦程度与在市区的是不同的，律师服务费也就不同，但还是庆幸之前谈的费用并没有低于心里承受能力，虽然还只是口头之约。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39）——异地委托，收费先行？②
　　
　　
　　　抵押工作进入轨道了。我鼓足干劲，争取办好这事，拿点小钱好过春节。前几年每到春节都穷困僚倒，看来那日子一去不复存在了。
　　
　　　2006年11月下旬，深圳方告知，由于抵押权人催得紧，我这边今天必须把房管局、土地局需要的文件快寄到深圳，由其交给抵押权人即某外资银行盖章。
　　
　　　电话里头催得很紧。我觉得老大不舒服，心里嘀咕着，这家伙干嘛总不提给律师费？你视顾问单位为上帝，但总不能把我这合作伙伴也漠视了吧。
　　
　　　也许这是他们一贯的做法？还是鉴于之前的经验教训现才这么做？或是他们压根就没有付款的诚意？我只是给你发了一封邮件，你并没有回复确认啊！无论如何，起码也要提下啊。
　　
　　　若再不提律师费支付问题，否则永远就只有被牵着鼻走的了，而这时候也应是提出支付律师费的最佳时机。
　　
　　　于是，我在电话里头坚持付了律师费才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深圳方说：我们联系了这么久，你还信不过我们？
　　
　　　我说：律师是先收费，再服务，你也是清楚的，况且又不是什么风险代理，不适宜办完再收费。
　　
　　　深圳又说：我们这里的分所支出费用，要北京总部批才行，等两三天批下来后即付，你先把文件寄上，如何？
　　
　　　东说西说了十几分钟，我有点火了：财务上的制度还不是你们老板说了算？他一句话不就得了？我现进电梯，信号不好，你迟点打给我！
　　
　　　过了半个钟，深圳方来电：经我们各种努力，现可打款，但先付一半，办完抵押后再付余款，如何？我无可奈何摇头，好吧。
　　
　　　下午，银行汇款单传真过来。5点半前，文件快递出去。一半的款，就这样收到。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到相关部门办理抵押登记。这过程可说是历经曲折，往返下面县城不下十次；基层领导竟然看不懂银行提供的抵押合同（附英文版），不得不约请、陪领导吃喝了若干次（当然是当事人出钱）去进行“现场说法”。
　　
　　　其实我对外资银行提供的繁杂冗长、看似无懈可击的贷款合同不以为然，甚至不屑一顾：比如它把主合同即借款合同作为了抵押合同的附件之一；比如对具体每处房地产没有设置贷款金额，只来个“一揽子”金额；比如抵押期限设置为“至本合同项下的本金及利息等各种款项清查完毕后办理了抵押权注销手续时止”，孰利孰弊颇有争议；等等。
　　
　　　人家国土、房管局就是提取诸如证号、抵押期限、抵押金额等那么几个数字就可以办证，但偏偏因抵押合同“水土不服”而费劲周折。
　　我建议深圳方要求银行方面更改合同以适应本土需要，那边却说：合同是香港律师拟定的，绝对改不了。
　　
　　　客户有时仅仅因为律师熟悉本土的地理环境而只需要我们当跑腿。
　　
　　　2006年12月中旬，终于全部拿到房屋他项权证和土地他项权证。
　　
　　　深圳方又催了：银行一定要在下个星期一拿到证好放款给抵押人，因此明天即星期六早上一定要寄出证书原件！
　　
　　　一直与我联系的律师助手在下个星期一会准时离开而另谋高就，他是私底跟我透露的。
　　
　　　我承认，在长达近两个月的联系沟通中，我与那位助手达成一定程度的默契，大家都愿意成为朋友。但律师费一直令我无法满意，因为连提都没提下，总是逼着我去开口，这哪叫诚意呢？一个字：烦！
　　
　　　我口头答应会寄出，但没有动作。这是我失误的地方，我应当明确地向他说清楚必须在明早支付了余款再寄。我的本意是通过我的“不作为”，示意他主动付款，自己追就很没意思，否则显得很铜臭味。
　　
　　　但第二天即星期六，律师助手谴责我埋了个伏笔，让他们很难堪，并强烈提醒：一定要在星期天寄出，强调这关乎到他们律师事务所的服务质量和信誉问题！并希望我不要在他离开那律师事务所之前留下个坏摊子！
　　
　　　话都说到这份上，可见我们之间明显出现裂痕，但我告诉他：我不是信不过你，而是信不过接你手的那个人；我不担心你们不付款，而是担心你们迟延付款。我不想再为费用搞得很烦！
　　
　　　听到这，颇有耐性的律师助手也忍不住愤怒喊了起来：那我们一直良好的合作关系没有啦？！接我手的那个人，是我的老板！
　　
　　　你的老板？更好。我不和他扯了：请叫你老板给我电话，我直接跟他说！
　　
　　　助手听我强硬的口气，迟疑了下，，赶紧说：好。
　　
　　　老板来电话了：听我的助手说，似乎你怀疑我们的付款诚意？我们不会在意那点钱的，你放心。
　　
　　　既然老板发话，就各退半步吧。我说：能否用你手机发条给我短信确认下？
　　
　　　没问题。他答复。一条短信很快就过来了。
　　
　　　星期天一大早我就把资料快递出去。
　　
　　　星期一早上，深圳方说已收到快件，并说款已打。
　　
　　　我没有立即去查看款项。没什么意思。

　律师是如何熬过来的（40）——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①
　　
　　
　　　某天，我正在外办事，手机响，一来自S市的老总来电话，说其单位的车在我这发生交通事故，对方受伤的有四个人，都住院去，急着要钱，想我去跟他们协商下。
　　
　　　协商？不就是谈赔偿问题吗？我不认识那位老总，他是通过其它途径找到我的。谈不成就结束委托罗。我天真地想。
　　
　　　我没搞过什么协商或谈判，那是似乎是件十分隆重严肃的事情；而交通事故的协商，也就是给多少钱的问题，不成就拉倒。
　　
　　　就这么次委托，弄得我近两个月才能脱身，手机几乎被打爆。
　　
　　　当晚，在老总指示下，肇事司机过来办公室办了相关手续。我只是收取了很少的辛苦费（都不敢言律师费了，否则有做坏市场、恶性竞争嫌疑），心里还喜滋滋的：哈哈，到了月底最后一天还有钱收！
　　
　　　肇事司机离开的时候，一个劲说谢谢（也许收费低廉“感动”了他）。
　　
　　　那天是2006年11月最后一天傍晚六点多。我收拾了下东西，就往医院奔去。
　　
　　　到了住院部楼下，我还是多了个心眼，给家人打了个电话，告知早哪里办什么事。意味着如有什么突发事件，家人可知道我的线索。
　　
　　　我倒没有惧怕顾虑，穷凶极恶的当事人少之又少，如运气好的话撞到，那说明我可以去买彩票了。
　　
　　　见面的第一伤者是L，20出头，没什么凶气；后经他联系，其它几个受伤的或亲自或派人上来到他房间，密密麻麻挤满了整个小小的病房。
　　
　　　受伤的都是20左右的农村小伙子，其中有一个女的，但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不太妥的地方，好象个个还挺精神——可能以为我来送钱了，眼睛都迸发出闪亮的光辉。
　　
　　　经了解，有个男的开摩托车搭载三个男女青年与我方的小货车相撞，开车的小伙被当场撞飞出去，坐车的人有不同程度受伤。
　　
　　　开摩托车的青年伤势很重，当天就转到邻省的一在治疗骨科方面极有声誉的医院去了，他这方派了个亲戚过来。
　　
　　　你需要多少？我先问L。
　　
　　　两万。他不假思索回答。
　　
　　　哦。我刷刷把它记录在笔记本上。其他人不等我问，就带着急切、愤怒的口气，你一句我一句，报出了2万，4万，8万的天价。
　　
　　　当人家是提款机吗？我暗自好笑。
　　
　　　我反复对他们说，我向那边反映下，如没问题，大家明天就可以拿钱。那是借口，终于摆脱了他们出来，饭还没吃一口，手机就想了起来，是L，问这事怎样了？
　　
　　　我气得差点跳起来：你等我吃了饭再说不好？
　　
　　　行，明天我等你电话。电话挂了。
　　
　　　晚上，我电话向老总汇报见面的经过，顺便把价报给他。
　　
　　 老总不可置否，叫我继续跟下。
　　
　　　继续跟？我顿了顿了。想结束委托，但说出来太突然了，看明天情况如何吧。
　　
　　　那晚，风平浪静。